学术生涯

      宿先生1922年8月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，小学、中学都是在沈阳上的。“九一八”事变时正在就读小学四年级。日本教师在学校向学生传授日语，先生能对付过去就对付过去。在上中学期间，先生逐渐对历史、地理产生了兴趣。说起来，这与日本人在东北推行的教育有关。在伪满时期，这两门课程就讲东北，中国的历史根本不讲。他们越不讲，大家越想知道。那时，先生不清楚沦陷区和后方有什么区别。1939年，先生考上了北京大学，1940年入学。那时，日本人不希望学生干别的，就希望大家念书。先生觉得有这样一所大学上、可以学历史很好，所以也没有再往后方去。

      当时的历史课对先生来说非常新鲜，而且还能够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。中国史从上古讲到清代，世界史从欧洲讲到美洲，这些知识都是先生以前没有接触过，一无所知的。这个时期，北大还是有一些名师，尤其是后期，燕京大学关门以后，一些老师就转到北大来了。这个时期的北大还是保持着它的旧传统，先生的本科在历史系，但别的院系的课也可以选。

      1944年毕业以后，宿先生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，这时听了不少哲学系的课。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影响了先生的职业选择。冯承钧先生教中西交通、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，先生很有兴趣。中文系孙作云先生讲中国的古代神话，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、金石学、钟鼎文，在研究生阶段，先生还学过版本目录，在哲学系听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、魏晋玄学等。这些外系的课对先生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。

      抗战胜利以后，在西南联大的北大回来了，就把这个北大解散了，先生也没有着落。冯承钧先生问宿先生打算上哪儿去，先生说没地方。冯先生就问先生愿不愿意到图书馆工作，宿先生说这工作很喜欢，他就写了一封信把宿先生介绍给了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毛准。

      后来，北大要恢复文科研究所，考古组主任向达找不着人，先生去看冯先生，说起了这个事，冯先生就又介绍了先生。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多，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，让先生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，下午到图书馆。一直到1952年，院系调整，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，宿白先生这才离开了图书馆，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。

      先生到历史系考古专业后，开始上课并带学生实习。

      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，实际上，从1950年开始，先生就一直做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，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。

      从1952年到1964年，先生教的主要课程是汉以后的考古学和古代建筑。从1964年到1974年，先生什么事都干不了，先生的书都被封了。后来回想，幸亏封了，不然也保不住。所幸先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，所以还算清白，没受到太大冲击。

      宿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。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，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、记录和研究。1959年，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。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，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、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他结合文献记载，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。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、演变提出了创见。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。

      “文革”末期，北大恢复招生。1979年9月，先生带领北京大学研究石窟的学生到新疆克孜尔石窟实习。其间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。那里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，原先的门道便单独成为一个长条形小窟，后来不知是谁为上下窟方便，又将它们之间封闭的门重新打开，串通起来，而长条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门，与99窟前室敞口侧壁相隔仅有1米多。这样，往来于98、99窟，除走梯子外，还可攀岩，直接从长条形小窟进出。这看起来便捷多了，但若是手扒不住岩壁，或是脚踩不稳，都有可能跌入沟底。

      先生那天也是从99窟直接攀到98窟，先生先用右手抓住99窟侧壁，转过身，迈出右脚，蹬到一块突出的地方，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长条形小窟侧壁，将整个身体紧贴住崖壁。因为上了年纪，先生没能快速跨出右脚，借势进窟，结果用左脚试着找落脚点找了好多次，幸好最后还是平安跨过了。后来有人告诉先生，当地文管所曾经有一位年轻同志，就在跨越这个地方的时候一脚踩空，不幸坠崖身亡。

      先生到中国各地石窟寺工作的经历很多，但像这样有生命危险的经历还是很少的。

      1983年，北大成立考古系，先生就担任了系主任，开了不少新课，还带了研究生，带着他们在南京栖霞山石窟和龙门石窟实习。